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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中美乃至更多国家企业正常运营、高科技和半导体行业发展、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以及国际法等层面带来破坏性影响的同时，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同时还在向“去全球化”逆流火上浇油。

国际舆论场中有关“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或“全球化终结”等的议论，伴随最近五年来美国对华经贸遏制打压和从各种国际组织中“退群”、推动与中国在芯片等先进技术领域“脱钩断链”以及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等，变得更趋频繁也更令人担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之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严重阻滞全球物流和人员往来，对全球化的信心遭遇挫折。

美国因何变成全球化的拆台者

那么，曾经作为全球化主要推手的美国，为何今天转变成了全球化的破坏者或拆台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全球化受到普遍关注时，后发国家的很多观察者一度忧心它是工业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剥削的新阶段，对全球化的认识是相对负面的。当时在中国还有人提出全球化将使“资本流向中国，利润流向西方”，因而是投向中国的一道“阴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是“全球化”“全球主义”“全球治理”等概念的最初提出者，对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潮流、对全球主义是人类生活的“普世价值”深信不疑，并劝导后发国家追随西方国家对全球性问题合作开展全球治理。

然而，进入新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后，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即全球化的坚定扞卫者已转换成一开始在社会上对全球化存有些许疑虑的中国，而对全球化的最大反对声却来自曾经的全球化推动者美国。

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华盛顿频繁从相关国际组织中“退群”，尤其是在经贸和科技等领域肆无忌惮地搞“美国优先”，进一步对“逆全球化”推波助澜。从2018年3月开始，特朗普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依据“301调查”结果，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幅度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美方在挑动对华贸易战过程中暴露出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也扰乱了二战后主要由其带头推动建立的国际经贸体系。新冠疫情暴发后，有关“全球化终结”的担忧更是此起彼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有意拆掉由其亲手盖起的“房子”，这一过程并非始于特朗普。在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就已表现出“去全球化”倾向，曾竭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试图弃世贸组织（WTO）体系而去，另建一套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规则。美国对国际贸易体系的态度，也由以往力主“自由贸易”转而强调“公平贸易”。但在所谓“追求公平”的过程中，明显地将更多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杂质掺入其中，表现为一切都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私欲。

2021年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虽然在言辞层面不再大喊“美国优先”“反全球化”，甚至重新拾起坚持“多边主义”的话语，但在实际政策和操作层面非但没有丝毫正向调整，没有着手减少前任加征的关税和对华经贸霸凌，反而进一步强化和扩大特朗普当政时期的对华“脱钩”战略，导致全球生产和贸易体系进一步遭到破坏。

放任西方金融资本，反噬美国

在美方挑起对华贸易战5周年之际，审视美国近些年来对全球化和国际组织的态度颠倒，一方面可以发现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的国内秩序正在出现制度瓶颈，对因人口、技术、经济等各种因素演变带来的国际关系、全球政治和内政变迁越来越无力应对；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和经济形态的变更，冲击了战后历史结构，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又是暗含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等级秩序。

全球化曾是美国用来瓦解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器，正如英国学者迈克尔·曼所说，全球化的背后是社会权力资源的扩张，它“意味着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传播，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意味着军事打击范围的延伸”。苏联某种程度上正是在美国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解体的。然而在美国借助资本的全球运动达成一定政治目的同时，也赋予了资本运动的自由，这鲜明体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兴起，以及里根政府时期对资本管制的解除。

随后，美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资本借助国家意志推动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促进了全球经济发展，扩展了特定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干预能力，但也大大便利了资本的全球逐利，并逐步瓦解了美国等一些国家对资本的制约机制和制约能力，由此形成经济生活全球化与民众福利保障国别化之间的紧张，即西方资本具有了越来越强的去国家特征。西方资本在解构国家权力的过程中所导致的“政治不足”问题——比如本该进入政治议程的金融监管等事务，脱离了政治审议的范畴，由此不仅造成金融管理领域的混乱，产生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进一步蔓延并衍生为社会和政治危机。

2008年欧美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成因，就是在此之前很多西方国家都放松了金融监管，放任金融资本集团自定规则。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领域遇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挑战，这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续，那些在十几年前就已暴露出来的问题，直至今天仍没有解决。

对华经贸遏压终究徒劳无功

从以往来看，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业优势，尤其是实体经济的优势地位；二是科技优势，即在全球科技发展中的引领地位；三是美元和军事霸权。从19世纪晚期到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是工业化国家中人口数量最多、市场容量最大的国家，这是美国长期在产业上占有最大和最重份量、在科技上领先和保持货币霸权的前提。

这个前提现在正逐渐消失。正如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所说，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将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也会在“中心地带”再造生产、贸易甚至金融中心，从而形成“新体制”与“旧体制”并存，并由此出现合作与竞争的纷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作为工业化国家中最大市场的历史正在成为翻过去的一页。而中国以四倍于美国还不止的人口数量，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中新的最大市场，从而也为其科技崛起和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颇为厚实的基础。

在其他条件没有太大差别的情况下，市场规模往往会决定技术积累的深度和货币的扩展能力。也因于此，无论已成过去的特朗普政府，还是当前的拜登政府，在大力推动美国内政外交的调整时，不可缺少的一种现实感是要在追求“有为”中清晰感知不可为之处，如果一味以20世纪的荣耀作为参照，不仅徒劳无功，而且还会给自身乃至世界带来灾难。在可见的未来，美国因其往日的深厚积累和发展惯性，仍会在科技和金融领域保持相对其他国家的优势，但其他国家与其差距也将不断缩小。

按理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会巩固全球化初始时刻在权力资源上占据优势方的优势地位，或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会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困境。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原先处于弱势地位的“新兴经济体”借势而起，不仅改写了以往的全球经济版图，对国际全球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些国家在新的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机制下，话语权也在显着上升，在不少时候甚至能够左右国际进程。这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以往国际秩序中的等级、改变了以往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突出表现是七国集团日趋式微、世界各国对美国的领导能力也提出越来越大质疑。

此前，特朗普政府大声对全球主义和全球治理说“不”，并一再申言“美国优先”；当前的拜登政府竭力构造以美国为中心的“小圈子”。这向人们提出以下问题：美西方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真能接受一个“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世界的出现？

对华发动贸易战5年之后，华盛顿非但没有任何反省，反而试图将对华围堵遏压扩大化。美方这种做法已经导致地缘政治和经济的阵营化，导致包括美国自身在内众多国家利益受损。而从更长的历史视距来看，美国当下的所作所为也正在对全球化造成重创。美国对“共同而平等”世界的不适应，暴露了当今世界究竟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程亚文）

信息来源：环球时报